画家陈我鸿的人生片断
济宁日报·李木生
1992年12月18日凌晨1时许，身患食道癌的曲阜师范大学美术系副教授、画家陈我鸿溘染长逝。妻子王凤君放好的纸笔，寂然地呆着，他动也没动。他甚至连一句最后的嘱咐也没有留下。
才53岁，就这样迫不及待、沉寂干脆地辞世，是怎样的生之沉重使他如此地向往死之解脱？
深邃静敻的眼睛里，甚至连那曾经日夜萦回的忧伤，也正在悄然远去。再有10年的时间，也许他就能成就为一个流芳百世的大画家，一个承前启后、又是中国最为急需的美术教育家。可是他却透彻得连一句遗言也不留就走了。犹如颗粒饱满、开始穗吐金黄的麦地，刚要等到收获的季节，就被病魔的风暴席卷而去。他那已瞑的眸中，是否也蓄着留恋和遗憾？
十年过去，魂归何处？他所经历的苦难与辛酸，挣扎与向往，也就要被时间冲刷得无影无踪了。是一个偶然的机遇，让我见到了西泠印社出版的《陈我鸿画册》。它向我揭起了陈我鸿充满血泪的悲剧人生的一角，并让我感到，有些事、有些人是不应当被忘却的，起码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这一个”的陈我鸿，是不应当被忘却的。
陈我鸿曾有着金色的少年时代。虽然出生于浙江奉化县亭下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却获得了上学的机会。1955年1月，年仅16岁的陈我鸿就已从奉化初级师范毕业，成为新昌县立第一小学的教师。4年之后，小学教师的陈我鸿又以其勤奋与天分，考入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山水科，师从于国画大家陆俨少。1963年大学毕业，“根正苗红”的陈我鸿进入到浙江省委社教工作团。这个社教团非同小可，它在浙江诸暨枫桥创造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枫桥经验”，并为毛泽东所充分肯定。能够进入这样的社教工作团，可说是组织上的信任和重用。
作为浙江美院的高才生，此时的陈我鸿对于人生前途，对于生命生活，似乎都充满着浪漫而又美好的憧憬。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人生悲剧，就要从此开始，金色的阳光就要变作黑色的阴霾。
就在中国正在加速奔向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却以其弱小的身躯（一迷六五，且瘦），逆着“革命”的洪流越走越远；在创造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全国社教经验的地方，他竟敢公然恋爱起一个地主的女儿。
这场影响了也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恋爱，是从一场电影开始的。现在已经不知道1964年10月的那个晚上放的是什么电影，只知道在农村露天的放映场上，他与地主的女儿杨凤珍有了第一次接触。那时的电影，几乎是农村的节日，全村男女老少会早早地占好了位置等待着夜幕的降临。就在个子偏矮又不好意思提前占位置的陈我鸿为难的时候，一个姑娘拍了拍自己所坐条凳的空处。谁也没说一句话，他便在那位姑娘的身旁坐下了。
看完电影，议论便起来了：社教工作队员竟然与地主的女儿同坐一条凳子。
那块条凳的空处，实在是一处耻辱的标志，标志着这里坐着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四类分子”（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
将一个空着的位置，让给一个需要的人坐；响应一个人的好意，随意地坐到那个空着的位置上。不招谁不惹谁也不妨碍谁，只是一点友善，一点方便，这该是人类多么自然、多么平常的事情。可是，在那时的中国，在人类进入到文明社会已经好多世纪的时候，这种人类最为凡俗的一点小小的善意，却可以成为一种罪状、一种丑恶。
等到第二次放电影，地主的女儿杨凤珍，却是故意给那个坐过她的凳子的社教工作队员专门留下了条凳的那个位置。她等待着，带着一丝希望等待着，好像等待曾经出现过的彩虹。早就预感到的失望，反倒使紧紧压在心内的不安减轻了。包围着她的带着毒意的目光，似乎把她的等待促成了一种盼望，久受压抑的心理上，有了时隐时现的反抗的火苗。
陈我鸿来了。没谁知道杨凤珍在微微地发抖。包围她的目光更多更密了，像密匝的箭镞。才是仲秋，她已有了深冬的感觉。白皙的脸上泛起了薄薄的潮红，眼角更显得上挑了。她突然站起来，眼角上挑的眼睛直视着眉清目秀、略嫌文弱的陈我鸿，镇静地开口邀请。他可以拒绝，森严地拒绝，这样原有的议论便会烟消云散，人们会说那次是他不清楚她是个地主的女儿。不知是她的勇敢泼辣、她的青春的娇美打动了他，还是心地善良而又感情丰富的陈我鸿不愿意伤害一个无辜又无助的女子，他真切地望了一眼这个皮肤白皙、眼角上挑也就是长着一双丹凤眼的女子，不知是深思熟虑，还是不假思索，陈我鸿从容而又郑重地再一次与地主的女儿杨凤珍坐在了同一条凳子上。她感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温暖，还有满足与感激。他感到了纯粹男性的爱怜与冲动，只是这哀爱怜与冲动间隐约的漂游着些许悲壮的雾霭。
轩然大波骤然而起。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社教工作队愤怒了。群众愤怒了。他们把这个凳子事件当作一个重大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斗争拉干部下水的地主的女儿杨凤珍，批判站错阶级立场的陈我鸿，已是箭在弦上。
压迫，使两个年轻人的心贴得更近更紧了。她向往他的内向，细腻，和文化修养下的高贵；他却喜欢她的火一般的刚烈和喜形于色的率真。
青春的力量有时会像闪电一样照亮漆黑的夜空。这年10月的又一个夜晚，于斗争批判就要降临的前夜，社教工作队队员陈我鸿与地主的女儿杨凤珍，在夜色的掩蔽下，携手逃离诸暨，开始了共同的流浪生涯。抛弃了学业，抛弃了公职，抛弃了一切，陈我鸿领着杨凤珍披星戴月，一路南逃。为了逃避追捕与打击，他们不敢在一个地方停留，只顾一路乞讨着南逃。
人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只求能够生存。我不知道他们仅有的浪漫与情爱坚持了多久，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生存的挣扎会很快将他们的浪漫消耗殆尽。他们成了本来意义上的相依为命，相互的体温也就成了相互的支撑。
荒亭、破庙、草堆、桥洞，已是他们求之不得、可以入睡的家了；就是冷水，剩饭，也已不能保障。最易度过也最易忽略的夜晚，对于他们却成了难挨的黑暗。而他们盼来的每一个黎明，又使他们面临着衣食无着的生存考验。于是，每一个昼夜，便如一道山梁需要他们咬紧牙关攀登。等他们徒步走过了一千多里的旅程，越过浙江，逃到了江西戈阳，迫急的心这才敢于稍作松弛。
为了糊口，这个对于中国古代名画了如指掌、可以一一摹出的青年，这个中国美术界最高学府的高才生，这个曾经对于未来充满着憧憬与理想、并且确实应当对于人类有所贡献的知识分子，只能用墨铅粉为人画像，为活人画像，也为死人画像。江西的农村比浙江更穷，画像的报酬，已经很难得到现金，给口饭吃，或者几支苞米，几块红薯，都是“工钱”。
在穷苦的江西老乡间，画像的生意毕竟清淡。他就买来氧化锌掺合油画颜料，为人修补搪瓷脸盆、搪瓷茶杯。
儿女们的相继出生，对于这对流浪的夫妻来说，不啻是血上加霜。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更使刚从三年饥饿中缓过劲来的人民，重又陷入困苦之中。陈我鸿一家更加艰难了。画像与修补盆、杯已不能维持起码的生计，本来就瘦弱而且连年缺少营养的陈我鸿，开始卖血了。卖少了也不行的时候，他就用卖血的钱买盐，泡水喝后再卖更多的血。
流浪期间，他曾在浙江青田画帘厂和草席厂、温州泽雅村工艺美术厂先后落过脚、干过活。但是在那样的年月，一个落魄的“臭老九”，怎样指望过上一天好日子？
尝尽人间辛酸与悲苦的陈我鸿，注定要经受不尽的苦难。在艰窘异常的生存状态下，那点尽存的因互补而相吸的温存也已耗尽，夫妻间开始了激烈的冲突和没完没了的争吵。杨凤珍的刚烈变成了泼辣的詈骂甚至粗暴的动手。一次卖完血后，陈我鸿实在是腿软步缓，晚了回家的时间，进门便遭凤珍的秽言，争吵中又被她手持手电筒打得头破血流。
细腻灵敏的情感，怎堪如许伤忧？陈我鸿开始在烟中酒中寻找一时的忘却与短暂的安宁，以致从此种下了早逝的病根。烟当然是最为劣等的烟，酒当然也是最为质等的酒。常常是连这些最为劣等的烟酒也买不起，可心里又实在太苦，陈我鸿就会从药店里买上斤酒精，兑上冷水喝。
尽管在流浪十多年后的1978年，他们终于在法庭上解除了婚姻关系，尽管这桩婚姻，给他们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与辛酸，但是我们还是不要怪罪毕竟做过他的妻子的杨凤珍吧，因为她也是个苦命的人，她也与他一起，在地狱般的生活里共同挣扎、共同受过无数的煎熬。不能选择的出身，怎能算作她的罪过？向善的一次让座，竟然需要承受如此的折磨？她是一出生便受到了非人的不公正待遇，是陈我鸿给了她一次平等相爱的机会，也让她受到了连绵不尽的苦难。那是连狗也不如的日子，可她是个女儿，是个妻子，是个母亲，是个人啊！是长久的压抑与刺激，不满与愤怒，使她原本刚烈明亮的性格扭曲变异得暴戾，是环境让她产生了莫名的仇恨。这让我想到晏子使楚时说过的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水土异也。”
二十多年过去，早已人走事空，物是人非，曾在陈我鸿心头刻下带血伤痕的种种细节，我们已经无从一一知晓。十余年的流浪生涯，正是他的黄金年华啊！他们的孩子，是生在破庙的墙角，还是生在秋雨中的桥洞？欺生咬穷的狗，可否扯破过他的裤腿？当他从老乡的自留地里偷偷拔起一根萝卜，揩去泥土，再撩起衣角擦拭后交给怀孕的妻子时，其憔悴的脸上，可曾泛起过一丝男人无奈的歉意？阅遍世态炎凉的眼睛，是否要在辗转难眠的深夜充满着忧伤的泪水？泣血的灵魂，曾有过怎样痛苦的呻吟？无望的胸怀，又有过怎样冰冷的绝望？
1974年的冬天，绝境之中的陈我鸿曾与死神擦肩而过。
这年的9月5日，他从泽雅工艺美术厂给他的患难之交、也是跟自己学习画画的学生尹舒拉写过这样的信：“我的钱几乎全部被赖掉了（足足三百），现无川资，又无力还债，也无生活费，差不多已被置于死地。”他不知道自己的学生已被调到县城排练春节节目，不见回信，便又往尹舒拉乡下老家写了一封紧急求救的信，想用他视如性命的恩师陆俨少的画“抵押六七十元钱（或三四百斤粮票亦可）”。
等到也是处于贫困之中的学生尹舒拉从生产队借了一些钱和粮票急急赶到泽雅的时候，无以为生的老师已经离开泽雅，沿途讨饭北上，想回老家奉化找一条能够生存之路去了。
连续的卖血，加上长途跋涉体力的透支，肚中缺食的陈我鸿已经感到了极度的虚弱。他从来没有这样气馁过，冷汗出得浑身胶黏，已经将他的汗衫湿透，腿软得好象已经不属于自己的肢体。整个世界都变得那样的虚幻，他甚至想，脚下远处时隐时现的盘山公路就是一条曲曲弯弯的绳索吧，脖子放进去该多好，就可以一了百了了。死就死吧，死比生好，好一百倍，踉跄间便倒下了。是背上的包裹使他感到了一种实在、一种存在，倒下的陈我鸿又想站起来，他似乎觉得这一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背上的包裹也就给了他一种真切的遗憾和痛苦。有一刹那，脑子里突然清澈异常，他想到了万恶的旧社会，想到了万恶旧社会里的知识分子，他们受着作践却能留下巨大的精神遗产。他们也有着幸福的吧？一种羡慕如锋利的石头硌疼着他的心。为什么要生我？我为什么要生到这个世界上、生在现在这个世界上？这公正吗？真理就是这样子的吗？但是寡情的天地不理会他心灵上凄怆的呼喊，死神临近了。他清楚地觉到了死亡，那样的亲近，那么好吧，你终于来了。它是潮水一样的东西，渐渐地涨起，一点点地淹没了自己，也淹没了遗憾和痛苦。频繁卖血的陈我鸿，肚子里没有饭食的陈我鸿，受尽凌辱、使劲了浑身解数也已无法生存的陈我鸿，就这样倒在了浙江温岭盘山道上。任冬日的冷风肆意地舔着，灰黄的脸上却写着一种解脱后的安详。
别说养尊处优了，就是生活在正常状态下的人，怎么能够理解陈我鸿的辛酸与艰难呢？每一阵冷风在他和他的妻儿身上所造成的寒意，筹措每一顿饭所要花费的心思，每一次病时缺医无药的痛苦和无奈，为了生计所作的一次次屈辱性的屈服，获得一张画纸的周折，失眠之夜中精神的脆弱与挣扎，为了保存心爱的书、画所受的难为……每一件在我们看来那样不成问题的小事，那样可以一蹴而就就、迎刃而解的小事，都会成为他人生难迈的大坎。我们这些因舒适、因得意、因可以随意挥霍钱财时间感情而使心灵变的迟钝变得冷酷的人们，怎能会在原本意义上知解陈我鸿呢？
不知是过了多久，陈我鸿被一位路过的货车司机发现。司机打开了他的包裹，真是出人意料，里面竟然是《宋拓西楼苏帖》、《明原拓石鼓文》、恩师陆俨少几幅书画和一套八开册页，还有一套俄国拖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个包裹里，原本还有着一套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但是后来遗失了。遗失在何处，遗失在何时，他那已经冷透了的心已是无法记清的了。
这个包裹救了陈我鸿。司机被这个包裹里的东西镇住了，他相信他是遇到了一个走投无路的读书人。他抱起了陈我鸿，连同那个包裹。他先给陈我鸿喂水，缓过劲来，再给他吃自己的干粮。陈我鸿活过来了。活过来的陈我鸿抱紧了自己的包裹。司机笑了，长舒了一口气。司机怕陈我鸿无法坚持，加之也是顺路，就一直将其送到了他奉化老家。那个司机虽然连个名字也没留下，却让回回提起回回激动不已的陈我鸿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也许是最为真实的一面：中国民间的那种对于文化与文人的敬重、珍视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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